公民實踐論壇「十八相送:風雨同路」吳靄儀女士講辭

公民實踐論壇「十八相送:風雨同路」 (2018年9月15日)

吳靄儀女士講辭

十八相送 風雨同路:與新一代的對話

感謝公民實踐培育基金,藉着我的新書《拱心石下 – 從政十八年》出版,邀請我到這裡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從政的經歷和理念。這本書能寫成、出版,是得到很多人熱心幫忙的,我在此衷心致謝。

寫《拱心石下》,原意是將我這一代人的香港故事講給新一代聽,亦為誌記那個時代為香港付出心血的人,他們為香港做了的事,歷史不應忘記,我希望為這段歷史好好地留下檔案。檔案是重要的;史實是重要的;真相是重要的。我們清楚掌握每件事的來龍去脈,就沒有那麼容易受人擺佈。

​《拱心石下》也可說是我從政十八年的工作報告。十八年有得有失,得,也是得來不易的,但無可諱言,那個十八年,整體來說,環境是比較好的。如今政治環境急劇轉壞,過去建設了的不住遭受破壞,文明倒退,此情此景,香港這條路要怎樣走下去﹖我們過去堅持的原則信念,還行不行得通﹖我們對新一代說什麼﹖「莫忘初衷」,還是「推倒重來」﹖還是有其他出路﹖

​我打算先講講「莫忘初衷」 – 我們的「初衷」是什麼,故事要從34年前,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開始 – 我知道有些人認為這是沉悶無比的老生常談,急不及待下結論﹕聯合聲明已「失效」、「一國兩制」已「走到盡頭」,不如快快脆脆討論「港獨」– 但我相信今日到來這個論壇的各位會有更大耐性。

​1982年,中英談判期間,香港市民大眾發出的訊息非常強烈﹕絕大多數人相信97之後要交還主權,同時渴望維持現狀。訊息十分清楚。其實「交還主權」與「維持現狀」是互相矛盾,不合邏輯的,但「交還主權」是別無選擇,「維持現狀」是共同願望,對於 squaring the circle 沒有信心的人,認為只能在「移民」和「認命」之間作一選擇,無能力移民就沒有選擇。但當時正當盛年,在香港出生或者在香港長大的我的一代,偏偏不是這樣做,我們偏偏選擇最艱難的一條路,就是留在香港,在這裡建立一個由香港人肩負的民主制度,因為這是在中國主權下,維持香港原有的法治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唯一辦法。香港人只有靠自己,必須對自己有信心,盡一切努力,爭取香港需要的最有利的條件。

​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之中,中方作出承諾﹕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,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,對立法機關負責。」(附件一,第1條第3節) – 這是當時爭取得到的最大承諾。沒有任何承諾可以是百分之一百的保證,但這足以讓我們有踏實的起步,展開過渡工程,建立我們的民主香港。

​在現實情況下爭取最有利的條件,找到最有效的途徑,達致維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,因為香港是我們的家、我們的根基 – 這就是我們的初衷,是我十八年從政的承擔和堅守的信念。

​從聯合聲明走來,我們的三大任務是﹕建立一個有公信力的民主議會、維護法治、和壯大香港的公民社會;而建立有公信力的民主議會,又是最核心和最逼切的任務。

​1985年之前的立法局由港督委任,議程為政府帶動,議員同意,公眾譏諷立法局是「橡皮圖章」,要過渡到成為有公信力的議會,第一就要改為由人民授權,人民可以透過票箱罷免。這是30年來民主運動的重心,也是最艱難、阻力最大的部分。由85年到今,仍然只做到百分之五十由地區直選產生。2004年4月人大常委會「決定」之後,甚至「開倒車」,本來沒有認受性、只是過渡性質的功能界別議席,變了中央倚重,有意長期保留的反進步力量。這股力量,在2008年一屆的立法會開始後,尤為凶猛,亦成了今時今日推動制度崩潰的殺手。當我們思考香港前路如何走下去的時候,一定不要忘記這個議題。

​但與達致民主普選同樣重要的是,立法議會必須脫胎換骨,成立一套成熟的內部運作和對外關係 – 包括與行政機關的工作關係 – 的制度,不但行政上脫離行政機關,做到自律自主、按照議會原則自決議程,更要建立議會的身分和地位,讓公眾看到議會作為民選代表,能與行政機關分庭抗禮,而不是依附行政機關,為行政機關服務。這是一個政治權力的轉移﹕權力由行政機關轉移到議會及其成員的手中。

為此,自85年起便要展開連串改革和移植﹕通過法例宣告及界定立法局的權力及特權、立法局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、由民選議員擔任,按照立法局自己制訂的會議常規 – 現時稱為「議事規則」– 主持會議;議程的安排、議會如何處理它的事務,經與官員磋商,由議員在內務委員會(「內會」)決定;立法局設立獨立的秘書處、聘任獨立的法律顧問、立法成立行政管理委員會等等。

​議會的行事方式、習慣、慣例、文化和原則因而徹底改變,而最重大的改變,是變得全面公開,廣泛便利公眾參與及向公眾匯報。這些行事的方式、慣例逐漸形成的議會文化,改變了議會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和期望。這些變革和變革的目標,是我們不可忘記的。

​今日,立法會的內部運作,同樣受到刻意和系統性的破壞,在急速地開倒車。我們看到圍繞《議事規則》及主席裁決的爭議不斷,立法會的公信力一落千丈,被譏為「垃圾會」– 對於滿懷希望,為香港出過那麼多力的人來說,是十分難堪和憤怒的。議事規則只是管理會議程序的工具,訂立規則程序,令所有涉及議會事務的人 – 官員、議員、公眾 – 知所行止,得到尊重和公平對待,會議得到有效和有秩序地進行。議事規則的作用不在於防止爭拗,只是減少爭拗,及在爭拗出現時有效地解決。由第一位互選的立法局主席施偉賢、到第一位由民選議員擔任主席的黃宏發、到范徐麗泰、到曾鈺成,雖然對議事規則及主席裁決不是沒有爭議,但爭議都大致上得到解決,議會的運作和尊嚴,大致上得到維持。梁君彥是第一位由非直選出的議員擔任的立法會主席,也是第一位無力主持議會的主席。在他任內到今,《議事規則》受到全面挑戰,而他的應對,已在公眾面前清楚他不能服眾,無法維持會議的起碼秩序。

​問題在於捧他上位的勢力根本不了解,議事規則得以有效執行,不是基於由上而下施加的威權,而是基於它代表地位平等的議員之間,不言而喻的共識。主席 – 任何會議的主席 – 能主持會議,執行議事規則,是因為議員基於種種理由 – 例如尊重議會傳統、同意議會必須有一套恆常的規則等等,同意服從主席作出的裁決。共識崩潰,只需有佔相當數目的反叛,議事規則便無法起到解決爭議的作用,反而成為爭執的對象。梁君彥似乎不了解問題的所在,或者根本沒有能力處理問題真正所在,面對不服,他只懂得訴諸權力 – 甚至備受質疑的權力,繼而訴諸武力 – 動用保安員攆走議員,最後訴諸外來強制性力量介入,無法或無意維護議會的自律自主,他邀請屬於行政機關的警力和刑法,代他維持議會的秩序和效能,不但是公開承認作為立法會主席他已徹底失敗,而且他的做法,其實已背叛了《基本法》賦予立法機關的權力及特權的目標和精神。

​立法機關在憲制下享有的權力和特權 –「特權」(privilege 是古文,意思是「豁免」 immunity – 免受法庭或任何一方的干預 – 來自「必要性」﹕立法機關只享有為充分履行憲制職能有所必須的權力和豁免,而源自普通法最重要的特權,就是絕對的自由辯論,不受任何干預。議員固然沒有無限發言的權利,主席也沒有任意限制自由辯論的權力,無理阻止自由辯論即為濫權,挑釁不服濫權者去司法覆核是無賴行為,不符合立法會主席身分,公然為之,嚴重損害立法機關的公信力。沒有公信力的議會強行通過沒有公信力的法規,只是另類暴力,以暴力管治,何必每年花數億元給立法會。為特區利益,其實立法會主席應該考慮換人。

​多位反對派議員不顧一切的持續衝擊,的確迫使主席現形,暴露威權暴力的面目,但同時亦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我所說的不單是指個別議員被抬走、被控告,甚至被褫奪資格,而是對議會本身的公信力造成的損害,在我們未完成議席民主化的中途,已令公眾對民選議員、對議會民主失去信心,從而對立法會選舉心灰意冷。如果民主派也放棄民主議會,失卻初衷,民主香港的前路豈非更加渺茫﹖– 這才是最沉重的代價。

​我認為這個代價太沉重。在制度應立而未立,或面對崩壞的時候,個人守住道德尊嚴,樹立榜樣,往往是最大 – 甚至唯一 – 的力量。在制度黑暗,威權阻路的時期,往往是個人的質素和典範,為公民社會維持士氣和找到希望,這是每一個承擔公職的人的責任。

​無論當局能否當機立斷,主席換人,給議會改變作風的機會,反對黨派也要重整策略,不要讓議會內的抗爭,變成跟議會鬥爭。我們是議會的主人,不是議會的不速之客,我們的議員的行為態度應切合身分,我相信公民社會會樂意站在我們的一邊。莫忘初衷,當議員不應只是為了「發聲」,(純為發聲不必做議員,在議會發言反而要受時間限制) – 當議員, 應該是為壯大議會民主,令政治參與重新變得有意義。

​關於法治,我在不同場合已講了、寫了很多,此處不長篇敘述了,待會有需要才補充。現在我只想簡短指出幾點﹕

​(一)​維護法治,人人有責,時刻警惕,但是法律界人士在這方面有特殊任務。享有專業地位的人,同時肩負公共義務,在我十八年從政經驗中,法律界是給予市民很大信心能夠維護法治的中流砥柱,我希望我們互相勉勵,時刻謹記公眾的期望,在充滿挑戰的今日,維護公義的人,不但要有熱誠,還要勤力,能幹,追求最深厚的法律修養。

​(二)​現時法治面對最嚴峻的挑戰來自內外兩方面。外來的挑戰,眾所周知,是愈來愈了無限制的人大釋法,特別是經過2016年11月,對104條「宣誓就職」的解釋,取消了合法選出的議員的資格,等於公告天下,中央絕對願意藉人大釋法,政治干預特區法治,迫法庭跟隨。《基本法》已從原本保障人權和自由的憲法,變成隨時可以被中央政權用作改變、甚至剝奪香港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工具,這樣下去,特區就根本無法治可言。

​但更大的挑戰來自特區本身,就是在不停傳播人大釋法的威脅下,逐漸出現的法治自我審查。人大釋法仍未發生,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提出,已認定如果不依照奉行中央旨意的特區政府要求去做,只會招致人大釋法,結果也是一樣,所以不等釋法就自動先做。社會有這種心態,特區官員及建制派勢力更放心罔顧法律,有恃無恐;原本堅信法治,倚賴司法獨立的市民、政黨、議員,也變成對司法程序失去信心,因為預測人大釋法即使顛倒黑白,法庭也會實施,打官司只是勞民傷財,法庭已無能力保護我們在憲法下應享有的權利和自由。

​“Pre-emptive obedience” – 為避免釋法而先行服從,是比人大釋法更深的憂慮,因為來自內部的腐爛更加難以捉摸和切除。

​由是今時今日捍衛法治,不但法律界要在法治原則受到威脅的時候及時發聲,不要為避嫌而三緘其口,我們還需要加深公民社會對法治的認識和法治所代表的基本價值。司法獨立的確是法治的最後防綫,但行政機關自我約束,有合法權力也小心避免行使不得宜,停止政治檢控,是法治的第一防綫,而得到有公信力的議會監察制衡,是令行政機關公開透明、自動守法、遵守憲制原則的一個最有力的誘因。所以,我們探討前路,最後要歸結於公民社會﹕培育有質素、擁抱香港價值的社會和公民。

​在一片破壞和倒退之中,值得我們欣慰的是香港的公民社會愈趨自覺、豐富和壯大。「傘落社區」不是空言,而是真實地在發生。大學校園內學術自由受到空前打壓,民間共學的活動卻同時在社區無數角落生長,學者衝出象牙塔,將知識、資訊、思考的習慣帶給大眾平民;「佔中沙龍」隨佔中而落幕,但茶餐廳、舊書店「沙龍」已如繁星密佈,閃亮黑夜的天空。傳統傳媒隕落,網媒冒升 …… 很多官僚主義抗拒的觀點和行動,例如對大自然和文化的保育、實驗不同的生活方式 – 等等等等,已在民間先行。只要張開眼睛留心看,便看到生機處處。潮流興談「無力感」,但當有很多工作需要很多只求走對方向,不問即時回報的有心人去做的時候,我們沒空去感到無力。我們只要知道一件事﹕值得爭取的東西,沒有一爭就爭到的。不斷提高覺醒,是重要的成就,是最後推倒高牆必須付出的努力。

​我們要明白,今日我講述初衷,講述民主議會、法治、守法的政府;對抗專制權力,特別是中共中央愈來愈明顯決心走的極權之路,我們身處的是兩套文化思想、兩套價值觀的競爭。我們的一套文化思想價值,稙根在每個人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必須得到尊重,政府不可以用強權奪取任何人的尊嚴;極權主義的一套是,所有人民都得對集中於中央的權力服從,個人的自由和尊嚴毫無價值。香港的存亡在於我們這一套人文價值是否能守護和得到承傳。我相信這套價值不會輕易被人剷除,其餘只是用心努力工作!

​我相信民主香港有足夠的選票,但要每一票都出來投;我相信民間有可觀的資源,但要籌集起來;這些事要我們有信心地積極去做而不期望一做就做到。我不認為議會民主已「走到盡頭」。剛相反,總結過去,自85年來頭10多20年的進步,多多少少是有點「溫室民主」。現在考驗才真正開始,年輕一代開始要付出重大的犧牲和代價。香港人需要明白,真正的民主永遠不是恩賜的,而是要奪取得來﹕Democracy is never given but only taken。新一代的表現,已贏得了我們的尊敬和信心,我們要對他們信任和支持。

​最後,跟大家說個小故事。為了推廣新書,我接受了好幾個訪問。記者例牌問我「拱心石下」是什麼意思。我解釋,「拱心石」keystone,是建築學拱門頂中心那塊梯形石塊,頂住兩邊的傾斜壓力,拱門得以穩固不墜。例牌去立法會舊大樓拍照。一次,一位攝影記者發現,原來大樓一條走廊有許多拱門,要一塊又一塊的拱心石構成穩住。對我來說,這正是代表我們的公民社會的象徵。

​謝謝各位耐心聆聽!